可以说，司法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改革中的重头戏。

两者之间的争论，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法学界知识的代际更新。第三编是法律的价值(法治、民主、自由)。

因为德国法社会学也深受体系化的影响，如卢曼强调社会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，更为注重法律的社会理论的建构。第五编是法律的适用(法律职业、法律程序、法律解释)。⑪中国人民大学、西南政法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重镇，而现在需要更多年轻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专门研究之中。晚近十多年来，社科法学的研究兴起，并且与法教义学形成鼎立之势。参考文献： [1]童之伟. 论法理学的更新[J]. 法学研究, 1998(6): 3-20. [2]童之伟. 再论法理学的更新[J]. 法学研究, 1999(2): 3-21. [3]苏力.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[M]. 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1996. [4]张文显. 法理学:第5版[M]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8. [5]沈宗灵. 法理学:第3版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[6]哈特.法律的概念[M].许家馨, 李冠宜, 译.北京: 法律出版社, 2013. [7]约翰·穆勒.论自由[M].孟凡礼, 译.南宁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 [8]侯猛.法院经验研究的回顾与体会[C]//王启梁, 张剑源.法律的经验研究: 方法与应用(修订本).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187-204. [9]侯猛. 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[J]. 法商研究, 2006(5): 100-107. [10]侯猛. 精英法学院的形成与转型[J]. 学习与探索, 2014(9): 92-96. [11]侯猛. CSSCI法学期刊:谁更有知识影响力[J]. 北大法律评论, 2009, 10(2): 546-562. [12]侯猛. 中国法学的实力格局[J]. 中国法律评论, 2017(5): 168-179. [13]费孝通. 我看人看我[J]. 读书, 1983(3): 99-103. [14]马克思. 共产党宣言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4. [15]恩格斯. 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3. [16]列宁. 国家与革命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1. [17]马克思. 哥达纲领批判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5. [18]毛泽东.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[C]//毛泽东选集: 第1卷.人民出版社, 1991: 3-11. [19]毛泽东.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[C]//毛泽东文集: 第7卷.人民出版社, 1999: 204-245. 来源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9, 32(1): 9-14, 22 进入专题： 法理学 社科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。

这要求做田野调查，关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。第二编是法律的规则(规则、法系、权利)。第二，提供法律援助、参与公益诉讼。

在当代中国，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，宗教影响范围极为有限，法律的作用尤为凸显。如果社会支付不起执法的社会资源，相关法律将会缺乏生命力。从立法方面看，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新领域、新问题、新现象、新行为在立法上还没有涉及。人肉搜索作为网民共享信息的方式，用于制止犯罪、监督依法行政等，有巨大的优势，但相关的隐私权保护成为棘手难题，至今难以确立合法边界。

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，本来属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范畴。虽然这一过程不乏自我营销，律师也因此获得利益或虚荣，但他们对事件的分析、提供的法律帮助、发表的法律意见，难免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。

当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普遍违法和违法过剩。而在中国社会，规则意识不强，守法的社会心理基础比较脆弱，人们甚至因社会流动大而不惧怕社会压力和法律制裁。（四）社会矛盾和非传统安全态势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成员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，但受益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，造成了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分化。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，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以人类法治文明为基础，沿袭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，遵循法治运行的基本规律。

因此，民众常常借助于社会舆论、特殊社会关系、不合法途径等非制度性途径参与社会治理，影响社会治理决策，破坏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，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决策、管理、执行和监督过程中，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、意见和建议，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。实践表明，政府在统筹各种力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包括指令、引导、指导和帮助主体更积极地参与法治社会建设，也包括限制、克服或化解它们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。社会组织是拥有相同价值倾向和利益目标的人的群体性集合，可以承载传统组织形态已难以承载的社会资本，维持社会成员的自主交往及社会资本的生产秩序，增强社会整合，推动微观领域的民主治理。

法治社会注重社会自治，社会自治以社会组织为重要组织形式，承担政府转移的一些职能，社会成员自觉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，政府予以指导和监管。法治社会建设措施的有效性，建立在契合基层社会条件和需求的基础之上。

第一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。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性的，受到血缘和地缘的制约，而且终其一生很难回避，这与大城市社会关系的高度陌生化、流动性有所不同。

法律实施的效果也体现在基层。法律应当赋予村民、居民、村委会、居委会、各种社会组织以权利，激发民众参与社会治理。三是外生型民间组织，它形成于社区外部，面向社会吸纳资源（包括资金、信息、志愿者等），以倡导宣传、推动政策为主要目标，集中于扶贫、公共卫生、社区建设、环保、妇女权益等领域。社会组织的活动讲求民主自治、平等协商、自主服务。法治体系的矛盾在基层显现。上帝和教会管辖精神事务和道德领域，对社会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，尤其是在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许多利益分化并不是通过正当途径产生的，而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下造成的。第三，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法治化。

某些突出、急迫的社会问题往往通过司法解释设定规则，但司法解释的影响力毕竟有限，过度适用司法解释难免造成司法越权。企业还参与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建设，从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法治主体。

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，但供给不等于政府包办，政府既要投入财政资源，更要动员社会资源，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。由于基层社会缺乏制度性装置来明确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边界，如何让人们接受权威的判断，更是难题。

目前，不少社会成员信法守法、依法维权意识不强，存有信权不信法、信闹不信法等错误观念。摘要：法治社会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，它指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。司法对一些新类型案件的处理，因缺乏经验而导致处理失当或不统一，从而影响其社会导向作用。在面临风险时，政府应当承担兜底责任。

对互联网管理也是如此，内容管理与渠道管理相结合，同时规制互联网平台和网民，要求平台内部运转落实管理责任，对平台的使用者进行监管。第四，通过媒体和自媒体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讨论。

很多律师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评论，因其维护法治、诉求公正、不惧公权力的形象而获得不少支持。灰色地带有着各种灰色利益的纠缠，其治理有时缺乏法律依据。

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，抑制和化解矛盾纠纷，各地已有大量探索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，形成了一些具有不同适用意义的治理模式，比如枫桥经验。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形成，致使传统政治动员的效度下降。

它们还可以承接政府的资源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接受政府项目资金等形式实现治理目的。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，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。可是，这些新问题难以被既有法律体系完全覆盖，需要在法治社会建设中通盘应对。制度实施、监管和评估，是政府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工作。

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出来不久，基于熟悉和亲密而形成的人格信任心理模式还比较普遍，而不是基于角色、标签、认证产生的现代信任模式。第四，国家与民众的社会组织中介不健全。

因此，遇到困难和问题时，政府主动发挥统筹作用，这应成为共识，也应成为政府的职责。中国的宗教和信仰常常被镶嵌在权力和秩序中，与俗世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，宗教不过是俗世的镜像。

城市管理、互联网法治、人工智能法治方面的很多问题，都是如此。职业道德素质高，忠诚于职业职责，执业行为符合职业伦理要求。